在低空经济战略引领下，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正经历深刻变革。面对机动车保有量攀升、路网规模扩大、群众出行需求多元的复杂态势，传统以“固定监控+地面警力”为主的管理模式，在应对突发事故、大范围拥堵及跨区域协同等场景时，常受限于信息获取滞后、视角受限与响应速度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兼具高机动性、广阔视野与灵活部署特点的无人机技术，凭借其独特优势迅速成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构建“空地一体”智慧交管体系的重要技术装备。
随着“交通强国”“科技强警”等战略持续推进，特别是202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低空经济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构建安全、开放、有序的低空空域管理体系，为无人机深度应用注入了强劲动力。公安交通管理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环节，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低空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运行安全，无人机正是连接低空资源与地面治理、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具体警务效能的核心纽带。从现实应用来看，警用无人机已从初期的零星尝试发展为公安交管部门的常态化装备，其应用场景也从单一的路况巡查拓展至事故勘查、违法取证、应急指挥、大型活动安保等多个业务维度，显著提升了交通管理的立体化感知、快速化反应与精准化处置能力。警用无人机，正以其独特的空中视角，深刻改变着传统的交通管理作业模式，成为护航路网畅通、守护公众安全不可或缺的空中新质力量。
图/钟恒瑞
区域分化 深耕场景
基于2022—2024年公开报道及笔者实地走访调研的779起各地级市公安交管部门运用警用无人机执法案例显示，警用无人机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应用呈现出广度上区域分化显著、深度上融入核心业务的清晰图景。具体来说，在空间分布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性与差异性，而在业务渗透上则已系统融入交通管理“安全、畅通、有序”的核心目标，成为提升交管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力量。
在应用广度上，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分野”的梯次格局。调研数据显示，警用无人机应用虽在全国已全面铺开，但发展水平不均衡，呈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以华东地区为代表，应用规模占总量42.36%（江苏省10.14%、浙江省7.96%、福建省7.83%、山东省6.29%、安徽省4.75%、上海市4.49%、江西省0.90%），这得益于该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产业生态活跃等因素，形成了“资源充裕、能力适配、应用深入”的良性循环。第二梯队包括中南（20.28%）、西南（12.45%）、西北（12.58%）等区域，合计占比约45%。这些地区或依托特定的治理需求（如西南山区巡检），或凭借较强的政策执行力，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应用实践。第三梯队包括华北（7.83%）和东北（4.49%）地区，目前应用规模相对较小，或处于探索初期，或受限于资源条件，发展潜力有待释放。这种“一超多强”的区域格局表明，警用无人机应用推广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策执行力、经济基础与治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应用深度上，系统性地贯穿“安全、畅通、有序”三大场景。在业务层面，警用无人机的价值已超越单点工具，深度嵌入交通管理全流程，形成目标明确的场景化应用体系。“安全”场景中，警用无人机作为生命防线的“空中守护者”，在交通事故处置、安全隐患排查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能够快速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全景拍摄、三维建模等技术，大幅缩短勘查时间，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弥补违法抓拍盲区，直击安全防控痛点难点。例如，在2023年国庆长假期间，宁杭高速东庐山服务区附近发生两车追尾事故，江苏省南京市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六大队使用警用无人机拍照取证，协助交警快速认定责任，事故平均处置时间缩短60%。“畅通”场景中，警用无人机化身交通效率的“空中优化师”，作为应用最频繁的场景（占比超43%），通过日常巡逻、流量监测与堵点识别，为指挥中心提供宏观、实时的“上帝视角”，成为保障路网通畅的利器，助力交通管理从被动接警转向主动疏导。例如，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绕城大队在处理绕城高速轻微剐蹭事故时，使用警用无人机3分钟内抵达现场，通过智能语音引导涉事车辆快速撤离，大幅缩减事故处置时间，缓解道路拥堵。“有序”场景中，警用无人机成为精准治理的“空中协作者”，聚焦违法行为精准查处与跨部门协同指挥，如“空中执法记录仪”般对违法停车、占道等行为高效取证；在应急联动、大型安保等复杂任务中又化身“空中信息枢纽”，助力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协同共治，提升对治理盲区的精准补强与体系化协同能力。例如，2025年9月6日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一轮无锡队主场迎战连云港队期间，无锡市江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利用警用无人机开展空域巡查，对未经授权的“黑飞”无人机实施精准定位、驱离与迫降，成功保障赛事空域安全，维护现场秩序。
图/徐峰
瓶颈凸显 治理攻坚
尽管警用无人机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应用价值显著、前景广阔，但其从试点应用迈向广用、深用与善用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这些挑战相互交织，主要集中于技术整合、制度供给与能力建设三个维度，构成了制约其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关键瓶颈。
技术整合不畅，存在“数据孤岛”与系统融合障碍。技术层面的首要挑战是“数据孤岛”问题。当前，大多数地区的警用无人机系统独立运行，与既有的交通指挥平台、违法处理系统等业务平台缺乏深度融合与数据互通。据统计，全国约30%的地区实现了警用无人机数据与指挥中心的实时共享。不同品牌、型号的设备之间存在数据格式与通信协议不兼容的问题，导致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作业时信息联动困难，难以形成指挥合力。此外，高清视频传输对网络带宽要求高，在部分偏远路段或复杂城市环境下，存在传输延迟甚至中断风险，限制了其实时指挥效能的发挥。
制度供给不足，法治空白与标准缺失。制度层面的滞后是当前较为突出的制约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法律授权模糊、空域管理复杂与标准规范缺位三重困境。法律授权方面，执法依据待明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上位法未明确将警用无人机列为法定执法装备，导致其在违法取证、事故勘查中的法律地位和证据效力受到质疑。如何平衡执法必要性与公民隐私权保护，尚缺乏清晰的法律边界与操作细则，基层执法面临合规性风险。空域管理层面，应急响应受到制约，警用无人机飞行面临严格的空域管制，任务审批需跨部门层层报批，流程繁琐、耗时较长，与交通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要求相矛盾。尽管部分领域已开展协同监管试点，但面向交管全业务的常态化、高效率空域使用绿色通道尚未普遍建立。标准规范方面，规模化推广遇阻，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警用交通管理无人机的专用技术标准、数据接口规范与跨场景作业流程，各地在设备选型、作业方式、数据管理上“各自为政”，导致设备兼容性不足、数据难以共享、经验无法有效复制，全国层面应用水平提升与协同效能受阻。
能力建设滞后，人才短缺与运维压力较大。再先进的技术装备也离不开专业人才与可持续的运营保障，当前的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专业飞手警力严重短缺、培训体系与实战需求脱节以及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高昂三个方面。据统计，平均每个交警大队仅拥有2—3名持证飞手且多为兼职，难以支撑常态化、多点位的实战需求，设备等人现象普遍，限制了装备效能的释放。现有的培训多侧重于基础飞行技能，缺乏针对交通管理特定场景（如事故勘查测绘、违法取证）的专项进阶培训，培训针对性与持续性不足。警用无人机的投入并非一次性购置，其维护、升级、保险、数据管理等后续成本高，部分基层单位可能面临“买得起、用不起、养不好”的财务压力，制约了技术装备的可持续应用。
综上所述，警用无人机在交通管理中的深化应用已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涉及技术融合、制度创新与能力升级的系统工程。破解“数据孤岛”、填补法治空白、弥补人才缺口，是推动其从可用到善用必须跨越的三道关卡。
图/姜钊
深度融合 擘画未来
面对当前存在的多重挑战，警用无人机在交通管理领域的未来发展，必将从单点技术应用走向与制度、能力深度协同的系统化融合，其演进路径需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科技强警战略，向技术装备升级、规范制度体系、人才队伍建设三个关键方向深化。
技术驱动，实现从“空中之眼”到“智能之脑”的升级。未来的警用无人机将不再是单纯的数据采集平台，而是深度融合人工智能（AI）、5G/6G通信、边缘计算等新技术的智能移动节点。一是智能化感知，通过搭载先进的AI算法与传感器，实现对交通事件、违法行为、道路隐患的自动识别、实时分析与预警，变人工判读为智能感知。二是集群化协同，多架警用无人机组成“蜂群”编队，通过自主协同执行大范围巡逻、立体化勘查等复杂任务，扩展单机作业的时空覆盖与效能边界。三是网络化融合，警用无人机将深度嵌入“车—路—云—网”一体化智慧交通体系，作为空中终端与地面基础设施、车载设备实时联动，构建全域、全时的立体感知网络。
制度护航，构建“良法善治”的规范化应用生态。破解当前法治与标准困境是警用无人机应用行稳致远的前提，未来需着力于构建权责清晰、标准统一、保障有力的制度环境。一是法规体系的健全与细化，推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上位法修订中明确警用无人机的法律地位与执法权限，制定专项的《警用无人机交通管理应用规定》，对空域使用、取证程序、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核心环节作出全国统一、操作性强的规范。二是标准体系的完善与贯通，加快制定并强制推行覆盖警用无人机性能、数据接口、通信协议、作业流程的全链条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推动建立与民航、工信、应急等部门相衔接的跨领域标准互认机制，打破技术壁垒。三是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协同，深化“警企合作”模式，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参与技术运维与部分非核心勤务，健全跨部门（公安、交通、民航、应急）空域协同审批与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常态化绿色通道。
能力筑基，打造专业化、可持续的人才与保障体系。技术和制度的最终落地依赖于坚实的人才队伍和组织能力。一是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与体系化，建立全国统一的警用无人机飞手分级分类资质认证与培训体系，将资质与职务晋升、岗位津贴挂钩，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培训内容从基础飞行向事故重建、数据分析、战术协同等高端实战技能深化。二是保障体系的标准化与集约化，制定科学的装备配备、更新与运维标准，探索区域集约化保障、资源共享等模式，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推动将警用无人机相关建设和运维经费纳入财政保障常规科目，确保应用的可持续性。三是实战能力的评估与进化，建立以实战效能为核心的警用无人机应用考核评估体系，通过常态化演练、技能比武和战例复盘，不断检验和优化战术战法，推动应用能力螺旋式上升。
总体而言，警用无人机在交通管理中的角色，正从辅助性的新装备向支撑性的新战力乃至变革性的新范式演进。其未来发展必将是一个技术迭代、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同步发力、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只有筑牢法治之基、补强能力之短、激发科技之力，才能真正驾驭这项新技术，将其潜能转化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强大动能，最终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体系变革的跨越，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贡献空中智慧。
本文刊发于《道路交通管理》杂志2026年第2期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点击“订阅杂志”，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